乙卯水灾、广州的苦难与珠江三角洲的诞生

宜宾老莫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为华南前汛期的降水集中期，降雨期恰好在端午节前后，故称为“龙舟水”。

2022年“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1日），广东、广西、海南平均降雨量为472.5毫米，为1951年以来第2多。

连日的降雨给处于北江上游的清远英德市造成了严重灾害，截至6月20日晚上八点，英德累计降雨高达1785毫米，是该地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不少地方，水淹至三楼，大树“成草丛”。

而根据“中国气象爱好者”的数据比较，6月22日下午两点，英德水位到达35.97米，超过警戒水位9.97米，比1931年4月的纪录还要高，直逼1915年那场让广州被泡七天七夜的大洪水（史称“乙卯水灾”）时的水位。

尽管下游的广州没有遭受暴雨袭击，但粤北百年一遇的连续大雨恰逢珠江百年一遇的天文大潮，西北江、流溪河洪水下泄，珠江水迫近路面。

2022年6月16日，珠江出现天文大潮，中午一点半达到了最高水位，江水漫堤的危险一触即发。广州防洪形势可说异常严峻。

稍微了解广州水灾史的人们都在担心“乙卯水灾”的悲剧会不会重现。相比100多年前，广州地区的人口增加了10倍以上，倘若发生了1915年规模的洪灾，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15年的中国，无论是防洪基础设施，还是防洪抢险的组织能力，完全是换了人间，不可同日而语。

乙卯水灾

1914年，广东发生了甲寅特大洪涝灾害，灾民达数十万人，引起了人们对珠江流域水利工程不足的广泛关注。广东乡民代表联同旅京同乡，由广东籍时任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领衔，呈请袁世凯政府疏治粤省河道。

11月13日，袁世凯任命具有留英背景的原清末广东籍海军大臣谭学衡成立“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这是广东最早治水管水的机构。

在接获任命治河事宜处督办后，谭学衡从1915年6月开始，率领工程技术人员赴河道勘测，治水工作艰难地开始了。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治水工作才刚刚开始，很快珠江三角洲历史上最大的洪灾却要发生了。

据香港“皇家观象台”资料显示，1915年6月27日，在南海中沙群岛附近生成一股热带气旋，于6月29日在惠东—汕尾间登陆。据《广东自然灾害史料》载，当年宝安记有“6月29日，台风登陆暴雨害稼”的灾情，台山也记有“6月，赤溪台风，暴雨害稼”的灾情。这场台风应该对乙卯水灾负有不小的责任。

在北江流域，1915年3、4月份已经淫雨为灾，大水未退，5月下旬开始，暴雨不停，洪水猛涨。粤北山区连降暴雨，7月9日，北江最大的围堤——清远石角围突然不支而崩决，洪水如猛虎扑向下游。《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称，”各处崩基不可胜数，全县倒塌屋四万六千余间，灾民二十四万一千余”，此实乃数百年未见。

北江沿岸堤围溃决情况图（引自“北江大堤志”）

在西江流域，5月下旬以来，连日大暴雨使得西江水位暴涨，沿岸堤围险情频发，情势异常严峻。进入7月，三水、新会、高要等地各基围纷纷崩决，防线全无，洪水所到之处，房屋尽行倒塌。7月9日，西江最重要的肇庆景福大围也告崩塌，《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称“缺口二百余丈，三禡街及附件铺户，尽行倒塌，死者数千人，满江浮尸，饥民十余万”。此后，西江沿岸各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

在东江流域，自7月初至中旬，沿岸各地同样是大雨如注，纷纷告急。广州增城各围相继崩决，惠州、顺德等地“难民栖宿屋顶，呼救之声不堪闻”。“辛苦经营，毁于一旦，哀鸿满目，情殊可悯，民情困苦已达极点”，《广东公报》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西江、东江、北江是珠江水系的三大干流，三大干流均会于广州的珠江口而入海。广州老城区并不居于三江之干流，西江、北江之洪水离广州还有不小的距离，一般广州人并没有西北江干流沿线人们对洪水的切肤之痛，毕竟水浸常见，水淹广州历史上并不多见。以前清远的石角围也曾崩决，但洪水并未直接祸害到广州。对于人口稠密的省城，防火反而甚于防水。

西江、北江同发大洪水。西江水流到三水河口，北江水又咆哮而来，形成两虎争道。西江水直奔而下，北江水被迫停留寻找突破口，三水芦苞刚好是个使洪水流入广州的横向宣泄口，护卫广州最为要紧的芦苞榕塞围崩决，这样北江洪水便经芦苞、官窑、大坦尾倾泻而入广州。

北面的清远石角围本是屏障广州的大堤围，7月9日已经溃缺漫顶，江水经白坭河浩浩荡荡而往广州倾注。不幸的是，洪水又适逢六月初一（7月12日）潮汐大潮，海潮顶托，洪水难以宣泄入海，大量堤围崩决，防线几乎全线失守，广州已是无屏可据，水势终究一发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