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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0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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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关停潮下,拿什么拯救产科
实习生 贾舟洲 钟宸 唐朝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2024-05-20 07:1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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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琳最深的记忆留在2012年,上一个龙年。她在广东东北部某贫困县做了20年产科医生,当时,每月她们要接待上千名产妇,“产科和菜市场一样,病人一个接一个来。”
龙历2024年,产科却经历着漫长的关停潮。2023年,浙江嘉兴、广州、广西来宾、江苏新沂等地医院均有产科陆续关停。今年以来,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浙江省江山市中医院和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关停产科服务。
从产科爆满到关停的十二年间,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相继落地,但是全国出生人口数量却少了700多万人[1]。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从业三十多年的产科医生段涛在微博呼吁:“救救产科!”
产科滑坡的洪流里,最先感到疼痛的是像郑琳一样的基层产科医护。十年期间,作为副主任医师的郑琳每月少了4000-5000元的工资,“有条件的都在跳槽,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学历又不高的人,只能在这小地方为了家庭将就。”
产科犹如一块海绵,生育率的涨跌影响着海绵的吸水量,而海绵本身也存在着构造问题。现在,这些在海绵孔隙中被挤压的产科医护如何适从?产科滑坡影响到的基层就诊问题该如何解决?在必须存在和难以为继之间,产科会走向何方?
跌落的产科
2015年,孙子涵从助产专业毕业,进入山东一家二甲医院工作。次年,全面二胎政策落地。孙子涵觉得自己碰上了好时机,“我们全班就业率很高,50个人得有45个都在医院上班。”
孙子涵所在的产科病房只有一层楼,走廊上至少要用屏风隔出5个加床。即使如此,依旧有产妇住不上病房。她在四张产床之间轮转,有时候一晚上要助产十三四位产妇,“每天都在干活,那时候累出了一身病,甲亢、腰疼、房颤的都有。”
孙子涵夜班要给剖宫产病人打的针。受访者供图
然而八年过去,孙子涵所在产科的分娩量在变少。从2020年一晚上三四个,到现在一整晚都没人生产,三人间和四人间的病房常常只住着一位产妇。
同样在减少的是工资。孙子涵的工资是1800元底薪加绩效,刚进医院时绩效按照实际工作量的50%结算,现在全发和当时发一半到手的钱相差无几。而她所在产科的工资已经连续几年全院倒数,基本和后勤部门持平。
产科难以为继,科室合并是关停之外的唯一选择。孙子涵觉得没底,同事们都还在正常上班,但心里想起来会害怕,“医院天天和我们主任谈话,应该是商量谁出去之类的,我就怕自己出去了。”
2022年,孙子涵所在医院的妇、产科护理人员合并。产科病区被重新划分,副主任办公室改成了五官科暗室,办公室内的红木椅子、茶几都被搬进产房用了,孙子涵觉得有一种“割地赔款的感觉”。
产科调走的两个助产士分别去了消化科和五官科。调岗之后需要培训,相当于护理的轮转科室。孙子涵推测,是因为学历低的原因,“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搬。院领导说了,助产士就是个护理岗。”
孙子涵说,大家出去之前心理上接受不了,还是都想回来。一是原先的业务做熟练了,二是去了别的科室就得重新建立人际关系。
令她有些惊讶的是,调走的两个助产士都是“产科的中流砥柱”,年轻的90后,负责顶夜班。“去别的科适应也快,能赶紧给人家顶班,省得培训。”产科主任因为科室收入垫底,不好意思去找院里要人。
与孙子涵一样,王艳同样经历了科室合并的焦虑。她是安徽某三线城市三甲医院的产科医生,从入院轮转到主治医师,她拿到手的绩效和入职第一月持平。
今年三月,王艳科室的主任在早会时说,“极有可能将产科改成妇科病区”。医院早早公布了四月其他病区人员分组,却迟迟没有下发妇产科人员分组。
王艳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两篇“产科医生何去何从”的帖子,她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那妇科也不想要你,因为他觉得你啥也不会,你过去还要重新学一段时间。”
刚开始轮转选科,她和周围同事选择了产科,觉得代表新生和希望,自己能从中获得成就感。现在,同事在日常交流中会透露转行的想法。但是生育率下降、基层人口流出是趋势,护产相关行业下行,转行并不容易。
孙子涵当初选择助产专业,是觉得产科工作稳定。填志愿时,孙子涵本来想报普通的护理专业。干接生婆的奶奶觉得学助产好,相当于学了一门手艺,出来能找工作。
现在孙子涵所在产科的医护人员已经少到极致,一个人请病假,科室就转不动了。
“赔钱”的科室
“大家最不看好产科,因为不挣钱。”郑琳在产科门诊工作期间,身边同事陆续跳槽到上级医院或妇科等其他科室。
林远琴在广东东部某地级市的区妇幼保健院工作了20年。她认为产科风险大,有时产妇会出现危重情况,但与外科、内科的抢救手术相比,产科手术实际收入并不高。并且家属很难接受生产时出现意外,“大家觉得产科是个高高兴兴的地方,都想着一个人来,两个人回去。”一些无法理解的家属会来医院闹,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只能向家属赔钱。
产科源于接生手艺,在现代医学尚未形成之前,原始的产科便已成型。“接生”强调婴儿的出生,而“产科”则更关注分娩时母子安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2]。2015年后,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一直控制在20/10万以内,2022年,孕产妇死亡率为15.7/10万[3]。
产科发展正是为了保障妇女生育健康,但是收费标准却成为遗留的历史问题。段涛在“救救产科”的微博文章中指出,产科门诊和住院收费都很低,因为最早是按照乡下接生婆的标准定价。同时,运行成本高和风险大让开产科成为“不划算”的事情。
以浙江省基本医疗服务(2024)规定的省级统一价格为例,顺产价格为900元至1452元,剖宫产价格为1488元至3341元[4]。剖宫产作为产科的主要手术,是重要收入来源,但其实际收入并不可观。
王艳说,一台剖宫产产科收到的只有几百块钱。比如生产打麻醉花了三千元,但是和产科没有关系。而且剖宫产的手术率不能太高,一般情况下,王艳还是会鼓励产妇自然分娩。
产科对人员数量的需求却并不低。郑琳所在产科一般要两个医生、两个护士和两个助产士同时在岗,而其他科室只需要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
收费低但人力多让产科成为医院的“赔钱”科室,并逐渐走向边缘化。在王艳的印象里,产科没法引入先进技术,陷入止步不前的死循环。“领导看你们科年年赔钱,月月赔钱,能再给你拨钱干这个干那个吗?”
产科的系统性困境还来源于外部的考核制度,“国考”被段涛称为压死产科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考”是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简称,从2019年开始全面实行。根据《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2024版)》,国考评分由“医疗质量”“运营效率”“持续发展”“满意度”4个一级指标、“功能定位”等14个二级指标和“55+1”个三级指标组成[5]。其中,CMI指数(Customer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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