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新三江周刊原创】揭秘：器官捐献难兑现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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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新三江周刊原创】揭秘：器官捐献难兑现的“真相”
本刊记者 罗盼雨　　“死者为大”、“入土为安”、“身体完整地离开”是民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大多数人在谈及器官捐献时都讳莫如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转变，加之近年来持续开展的普及型宣传以及时有此类感人事迹的报道，使越来越多人接受此事并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只不过，就目前有关数据显示，“登记”数量虽逐年上升，但“兑现”承诺的却寥寥无几。是何原因导致如此巨大的反差？器官捐献有哪些规范要求？又该如何破局？


　　库存告急，几千登记用不上

　　说起器官捐献，许多人都不陌生，毕竟全国各地时有志愿者捐献器官延续他人生命的事迹报道，身边进行器官捐献登记的市民也越来越多。
　　据宜宾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工作负责人张阳介绍，200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宜宾全市共有6317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其中2020年全年登记3630人，差不多占了总数的一半，而2021年上半年（截至6月22日），宜宾共有2191人登记，接近本市2020年全年登记量的三分之二。
　　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两年宜宾的器官捐献工作还是可圈可点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人们日渐开明的思想以及宜宾市红十字会对器官捐献的深度宣传，让人们不再对器官捐献讳莫如深；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线上”登记渠道的开启，让有志之士能够在一两分钟内完成注册，“一键”成为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只不过按法律规定，“登记”只是第一步，而器官捐献“兑现”工作需要在捐献者逝世后才能开展，且在开展该项工作前必须经过捐献者所有直系亲属同意，并需要器官遗体接收方、红十字会共同参与、见证，因此即使“登记”者众，在没达到法定条件前，都是无法用上的。
　　这一点，从过去十多年的器官捐献“兑现量”上就可看出。据了解，自200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宜宾全市仅有24人完成器官捐献，13人完成遗体捐献，28人完成眼角膜捐献。其中，2020年全年完成器官捐献4人，遗体捐献2人，眼角膜捐献3人。而2021年上半年（截至6月22日），全市完成器官捐献的为3人，完成遗体捐献和眼角膜捐献的分别为4人。
　　张阳坦言，我国实行自愿无偿捐献器官的政策时间并不久，红十字会也是2016年左右才开始介入器官捐献工作，因此不管是“登记量”还是“兑现量”，都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而从这两年他们开展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未来的数据必将会更加“漂亮”。
　　而据爱迪眼库办公室主任黄玉蓉介绍，目前国内大约有200多万角膜盲患者亟需进行角膜移植手术，但每年实际通过本国捐献完成手术者不到1万人，且国内在运行的60多家眼库大多都处于“有库无眼”的状态，宜宾地区也有很多患者排队等待角膜移植。
　　有业内人士坦言，在器官捐献（内脏器官、遗体和眼角膜）中，捐献眼角膜的要求相对其他器官要低一些，且眼角膜移植是基于“补差”原则（损伤哪儿补哪儿），往往一只健康的眼角膜可以给五六个人移植，最大限度的利用好这一“稀缺资源”，但饶是如此，捐献的眼角膜仍然是“供不应求”。
　　
　　兑现承诺，需过情感这道坎

　　作为角膜捐献协调员，黄玉蓉曾参与协调或见证的角膜捐献有好几百例，其中有新婚夫妻在领证当日签署《器官（角膜）捐献志愿书》，以作为特别的结婚纪念品的；也有3个月个大的幼儿因罹患严重先心病打算放弃治疗，在联系捐献角膜时被眼库援救幸运存活的，还有成功捐献儿子眼角膜后又反悔想要寻回的。尽管时隔久远，但她回忆起每个案例，仍然是记忆犹新。
　　黄玉蓉坦言，她在2008年就已知晓角膜捐献，但真正入行从事角膜捐献协调工作是在2014年。那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本来就少，许多同行又因害怕、不被理解、受不了现场的悲痛而选择放弃，加上相关宣传未能跟上，许多市民对器官捐献不甚了解，对协调和捐献事宜此多有抵触，因此工作不好开展。每次面对和接触器官捐献者或其家属时，她都需要鼓足勇气才敢开口。
　　对于这份24小时待命、全年无休，又十分考验身心的工作，黄玉蓉也曾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每当她想起那些渴望复明的患者，回想起患者术后重见光明的那份喜悦，她就很快打消这样的念头，继续咬牙坚持着。
　　同样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多年的王芳介绍，器官捐献“兑现量”少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人的寿命普遍较长，登记之后往往要等十几二十年，甚至更久；其二是传统观念作祟，一些年龄稍长的家属总以“完整地离开”为由，拒绝签字，让器官捐献工作戛然而止。
　　“我父亲生前提出捐遗体时，母亲十分坚决地拒绝了，无论我们几兄弟咋个劝说都不管用。即使父亲在弥留之际再三要求，母亲都没松口，这件事只能作罢。”器官捐献者家属张新杰说，他虽然也不太赞成捐遗体，但想着这是父亲生前遗愿，也能够勉强接受，只是母亲始终不松口，捐献事宜只能作罢。
　　“有的子女担心捐献老人器官后会受到邻里亲友的指责；有的父母担心捐献孩子器官会破坏家庭和谐；有的坚持完整入土方得安稳；有的揣测器官捐献存在‘猫腻’，总之什么样的理由都有，就是不打算签字。”王芳说。
　　幸运的是，在王芳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这十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家属不同意签字的案例。即使偶有家属因一时不了解情况而拒绝签字，也会在她耐心的沟通协调下改变主意。她表示，沟通协调的前提是“能共情，善换位”。

　　
　　误区重重，业内科普除偏见

　　“之前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消息，说宜宾有个癌症病人去世后捐献眼角膜，让4个人重见光明。我看到后很是佩服这个人，但是心里始终有个疑惑，癌症病人的眼角膜还能用吗？”
　　“你说器官捐献要人过世了才行，但是有些电视剧中经常看到活体直接移植的，还有买卖器官的，现实生活中有这种案例吗？”
　　“摘取器官的时候会痛吗？高度近视的人可以捐眼角膜不？”
　　这是采访过程中，记者被问及最多的问题，也是多数人最容易出现误区的地方。对此，记者多方查证有关法律法规，并咨询相关业内人士后，得出较为精准的答案。其中，关于重病（患癌）患者是否可以捐献器官的问题，中国狮子联会四川代表处酒都狮爱服务队2021-2022年度队长何涛用他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据何涛介绍，他自2007年10月起被确诊为肺癌后，突然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不仅加强自我健康管理，还时常劝说身边人要健康生活。2018年上半年，他在一次公益讲座中了解到重症病人离世后，若肿瘤并未扩散，一些器官（如眼角膜）也是可以捐献的。于是他当场便做了登记，更将用眼健康提上日程。在他看来，能用有限的生命去延续更多的可能是件幸福的事。
　　而关于器官摘取时间的问题，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必须在捐献者死亡后进行，也就是说，电视剧中的活体移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捐献除外）和器官买卖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不管是在剧中，还是在剧外，公安机关都会对此类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另外，四川省盲人协会音乐与艺术专委会主任、宜宾市盲人协会副主席黎洪答复，器官摘取是在捐献者过世后进行，到时候自然不会再有痛感体验，而近视者只要没有做过矫正（眼角膜）手术，多数仍然具备捐献条件。
　　黎洪坦言，他曾作为宜宾市盲人协会代表，到医院去探望、慰问过捐献者及其家属，代表视障群体向捐献者表达无尽的感恩，还会为捐献者即兴创作小诗以示纪念。他说，眼角膜捐献者是为视障群体留下复明希望的天使，虽然他的眼盲目前还不能通过器官捐献来解决，但其他角膜盲同胞是有机会复明的。因此他要感恩，更要不遗余力地利用个人资源去推动眼角膜捐献事业，以期能帮助更多视障同胞重见光明。
　　“留下光明才启航，独自摸黑去天堂。大爱点亮角膜盲，功德无量永传扬。”这是黎洪为宜宾眼角膜捐献者即兴创作的众多小诗中的一首，字里行间无不表露着感激之意。
　　
　　提前沟通，延续生命不再难

　　在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中，七八十年代的人有之，也不乏00后的身影。他们这些刚成年的孩子，或许是通过新闻报道，或许是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或许是从街头散发的传单上，了解到器官捐献，于是就注册登记了。
　　他们几乎都没人敢将这个重大的决定告知父母，也还没想到有哪个合适的机会能和父母谈论生死的话题，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到时候再看吧，万一有事父母也多半会尊重我的决定。”当问及打算什么时候和父母沟通这件事时，他们大多都如是回答，也有少部分人表示，已经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但还没寻到恰当的时机和父母摊牌。
　　同样不敢轻易将器官捐献的事情告知家人的，还有一部分缠绵病榻的老人。他们大多憨厚淳朴，从病友或医生口中得知器官捐献的事后，也想为社会、为他人发挥余热做贡献，但如何与家人沟通好，让他们到时候签署同意，于他们而言是极大的考验。
　　“他们不懂网络，行动又不便，想要捐献器官却不知道该去找哪个部门。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了，最后却只有家人能做主。”一名住院医生说，而这也是为何有些老人选择在弥留之际才告知家人的原因。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越发开明，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属积极配合确认捐献工作，不仅让捐献者能“得偿所愿”，也让更多生命垂危的患者获得新生。虽然捐献者家属们不知道器官会去向何处，受助者也不知道“恩人”在何方，但只要生命和爱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就已足够。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据宜宾《新三江周刊》2021年9月2日第35期)

遗体告别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