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医生的愁与盼

宜宾老莫

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当下，产科正步入“寒冬”。2024年2月末，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段涛教授发文呼吁“救救产科”，引起诸多产科医生共鸣，也道出这一群体的隐忧：产科关闭后，我们转行做什么？

在上海，相对于三甲产科专科医院，区综合性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即使还没到关闭的地步，一些医院也正经历“产科病床不断缩减”的现实。

纵观全国，医院产科关闭也不再是个例。一年来，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个省份的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仅媒体报道的就超过了10家，目前大多仍集中在中小型医院。

“忧愁”之外，也有另一种声音。“产科关闭并非洪水猛兽，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一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认为，当下更要正视现状积极应对，考虑如何把产科做得更强。

作为一名区级综合性医院产科医生，伍颖（化名）看到科室孕产妇分娩量降至高峰期时的1/4。她坦言，“正因为产妇少了，我们有机会‘充电’，在孕产妇管理方面做得更加细致，将‘生的多’转变为‘生的好’。”


2023年8月18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方医院，医生在新生儿监护室忙碌。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产科医生的忧愁

在分娩量逐年下降、产科床位不断缩减的当下，产科遇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以前，在我们业内有句流行语：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上世纪90年代末，汪栗成为一名产科医生，那时她30多岁，加班成常态，产房里孕妇的叫声此起彼伏，手术一场连一场。身体原因让她不得不从产科转到行政岗位，“是被逼着转型，毕竟作为产科医生，锻炼的机会很多，孕产妇也不愁。”

那时的汪栗，从没想过医院产科会有关闭的一天。但这些年，她还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妇往三甲专科医院挤，区域内的妇幼保健院建卡人数也逐年减少，只能无奈接受这一现实。曾与她一同并肩作战的产科医生们，一部分也开始从事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去了院感科。

汪栗记忆犹新，就在一年多前，医院产科关闭时，有产科医生跑来对她说“我们是跟不上时代的一组”“被人嫌弃的一组”，“特别是一些年龄大了的产科医生，他们的内心是很失落的。”

年龄是产科医生转型的最大障碍。45岁的产科医生伍颖也有一番感慨：“如果你还年轻，就还有资本学习新的东西转岗，但年纪大了，上了50岁了，就不会再去考研，转型就很难，或者就只能去做做医疗无关的工作了。”

伍颖所在的是另一家区综合性医院，“我经历过产科最高峰，一个月生孩子的有400多个，每天都在加班，现在一个月最少时只有七八十个，多的时候也就120多个，差不多只有高峰时期的1/4。”

来自区综合性医院的产科医生华敏（化名）也表示，其所在医院产科尽管没有关闭，但她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并不乐观，“生育率下降了，我们的业务量也一直在萎缩，病区床位数也减少了一些，划给了其他专科去了。目前，我们也在顺应形势做一些转型，譬如往生殖医学方向发展，但生殖医学的发展也是需要市场需求来支持的。”

在上海，相比于三甲产科专科医院，区综合性医院、区妇幼保健院等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近年来的分娩量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2024年2月10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第一位龙宝宝降生。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资料图

“生的人少了，产妇更愿意跑去大医院建卡，毕竟大医院对疑难危重情况的处理更有经验，区级医院往往承担的是普通孕产妇的分娩工作。”一名三甲产科专科医院产科医生表示。

伍颖有时也会担忧，随着医院产科的萎缩，愿意来做产科医生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作为规培基地，过去我们一届最多招到过4个（规培生），但现在一届只有2个，从2012年成为规培基地至今，我们总共毕业了15名规培生，有2个不做医生，有1个转型做了b超医生。”伍颖说，或许今后招生会越来越难。

这样的担忧，也存在于儿科医生、幼教等诸多群体。正如段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产科的分娩量下降，直接影响到的是儿科，因为孩子少了，儿科的业务也少了，相应的，孕婴童产业，教育培训机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和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助产士全程陪伴与指导待产孕妇减轻疼痛。

产科遇冷背后

当前，医院产科关闭已不是个例，纵观全国，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个省份的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仅仅一年多来，经媒体公开报道的就已经超过了10家。

事实上，中国助产资源还谈不上充裕。据财新周刊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每万人就有33位护理员和助产人员，分别是芬兰的七分之一、澳大利亚的五分之一、加拿大的三分之一、法国和日本的四分之一。

对于产科遇冷的现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尤其是在经历了2016年生育高峰之后，全国各地出生人口数量下降趋势明显。2017年至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1200万人、1062万人、965万人、902万人，数量逐年递减。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全国妇产（科）医院数量从2019年的809家下降至2021年的793家，减少了16家。同时，全国妇产（科）医院病床使用率也从2019年的52.24%下降至2021年的44.08%。

在段涛看来，出生人口的下降原因很复杂，其中一大原因是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在某种意义上说，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成反比例关系。这是一个很难去打破的魔咒，这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一项官方统计解答了女性“不想生”“不肯生”的原因。根据2023年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在上海常住人口中，不打算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最主要原因为“对现状满意”，占比近半，为41.8%；其次为“抚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占比28.5%，“年龄或身体原因”占比13%，其后依次为“其他”“子女无人照料”“希望生活更加轻松自由”“担心工作或个人发展受影响”“缺少合适的入托、入学公共服务”（并列）“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并列）。

而在“理想孩子数量”的调研上，超七成上海户籍常住人口希望生一个孩子，近半数外来常住人口的希望有2个孩子。

但是外来孕产妇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原先在我们产科最高峰时，4/5都为外来孕产妇，但最近这些年，外来孕产妇降得很明显，有些是为了孩子读书考虑，大家更愿意回老家生了。”伍颖这样感慨。

在汪栗看来：“一方面是时代在进步，女性地位提升了，对生育有了更多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是科技进步了，如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给了不少育龄女性延迟生育的理由。”

需要关注的还有产科服务本身的经济特性。一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表示，业务量决定着产科绩效的考核，也决定了产科医生的收入。在国家对医院绩效考核的标准下，产科不涉及高等级的四级手术，这让产科在医院科室考核中不具有优势，“还有很矛盾的一点是，产科要做得好，应该是预防保健做得好，而不应该去考核重点病种，产科与其他科室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把关口前移了。”


2024年2月10日11时06分，农历龙年大年初一，浙江省舟山医院产科分娩室迎来龙年第一个“龙宝宝”出生。

产科医生的期盼

当下，留住产科、留住产科医生，显得更为重要。

“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医院，不要完全放弃产科，尽管产科经济效益低，但责任重大，一名孕产妇背后是两条生命，一旦产科萎缩，人才队伍也随之流失，母婴安全保障也将很难实现。”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产科医生，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长程蔚蔚也发出这样的呼吁。

2024年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根据要求，人口30万以上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2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人口30万以下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1家；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要保障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备助产服务能力。

“作为郊区一家区域医疗中心，我们医院的产科服务功能一定会保留下来，我们同时还服务了周边四个镇。”为稳定产科医生队伍，华敏所在的医院对产科医生的薪酬待遇给予一定倾斜，“不少综合性医院会考虑将妇产科放在一起算绩效，我们医院也是如此，这样一来，产科医生的收入会相对稳定。”

伍颖也有一番期盼。在她看来，其所在的医院产科年龄结构相对较好，大部分医生在30岁上下，“对于我们妇产科低年资医生来说，他们会在妇科和产科之间轮转，今年可能在产科，明年就在妇科，这就意味着产科业务量的减少，对大家的收入影响相对还是少的，同时即使产科医生少了，也能有妇科医生一起参与24小时值班，来保证分娩安全。”

相比过去时常加班的忙碌，伍颖如今都能正常上下班，工作也算充实，“病人少了，但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更为严格了，就单个孕产妇而言，我们付出的工作量其实比以前多得多，管理也更加细致了。”这是伍颖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

伍颖解释，相比20多年前，现在分娩量尽管下降了，但接诊的高危孕产妇多了，“过去，分娩人群中，20多岁女性是主力人群，40岁以上分娩的女性很少，但现在无论是头胎还是二胎，都是30岁以上女性是主力，20多岁的人很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这种变化近五年来特别明显。同时，这些孕产妇在经济条件方面也更好，对于临床服务的需求也显得更为多元化。”

“正是分娩量的下降，可以让我们产科医生有余力、有时间去应对这部分高龄、高危的孕产妇，给予她们更多的关注，从而来确保分娩的安全性。”伍颖进一步表示，过去，产科遇到的孕产妇大多数是普通案例，而现在医生要做的，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整体提升，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在新生儿抚触、家庭参与、孕妇学校等方方面面给予孕产妇家庭更好的体检。”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长程蔚蔚也认为，未来产科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对孕产妇的关爱服务，包括对其心理、睡眠问题以及营养健康的关注，还有产后门诊、新生儿儿保工作的开展等等，只有积极去应对当前产科带来的挑战，才能真正推动这一学科的良性发展。”

易大汉

据说很多幼儿园老师也面临转型了，招不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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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起

@漂泊者

路过看看

宜宾老莫

解困｜关停潮下，拿什么拯救产科
实习生 贾舟洲 钟宸 唐朝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2024-05-20 07:1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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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琳最深的记忆留在2012年，上一个龙年。她在广东东北部某贫困县做了20年产科医生，当时，每月她们要接待上千名产妇，“产科和菜市场一样，病人一个接一个来。”

龙历2024年，产科却经历着漫长的关停潮。2023年，浙江嘉兴、广州、广西来宾、江苏新沂等地医院均有产科陆续关停。今年以来，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浙江省江山市中医院和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关停产科服务。

从产科爆满到关停的十二年间，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相继落地，但是全国出生人口数量却少了700多万人[1]。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从业三十多年的产科医生段涛在微博呼吁：“救救产科！”

产科滑坡的洪流里，最先感到疼痛的是像郑琳一样的基层产科医护。十年期间，作为副主任医师的郑琳每月少了4000-5000元的工资，“有条件的都在跳槽，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学历又不高的人，只能在这小地方为了家庭将就。”

产科犹如一块海绵，生育率的涨跌影响着海绵的吸水量，而海绵本身也存在着构造问题。现在，这些在海绵孔隙中被挤压的产科医护如何适从？产科滑坡影响到的基层就诊问题该如何解决？在必须存在和难以为继之间，产科会走向何方？

跌落的产科

2015年，孙子涵从助产专业毕业，进入山东一家二甲医院工作。次年，全面二胎政策落地。孙子涵觉得自己碰上了好时机，“我们全班就业率很高，50个人得有45个都在医院上班。”

孙子涵所在的产科病房只有一层楼，走廊上至少要用屏风隔出5个加床。即使如此，依旧有产妇住不上病房。她在四张产床之间轮转，有时候一晚上要助产十三四位产妇，“每天都在干活，那时候累出了一身病，甲亢、腰疼、房颤的都有。”


孙子涵夜班要给剖宫产病人打的针。受访者供图

然而八年过去，孙子涵所在产科的分娩量在变少。从2020年一晚上三四个，到现在一整晚都没人生产，三人间和四人间的病房常常只住着一位产妇。

同样在减少的是工资。孙子涵的工资是1800元底薪加绩效，刚进医院时绩效按照实际工作量的50%结算，现在全发和当时发一半到手的钱相差无几。而她所在产科的工资已经连续几年全院倒数，基本和后勤部门持平。

产科难以为继，科室合并是关停之外的唯一选择。孙子涵觉得没底，同事们都还在正常上班，但心里想起来会害怕，“医院天天和我们主任谈话，应该是商量谁出去之类的，我就怕自己出去了。”

2022年，孙子涵所在医院的妇、产科护理人员合并。产科病区被重新划分，副主任办公室改成了五官科暗室，办公室内的红木椅子、茶几都被搬进产房用了，孙子涵觉得有一种“割地赔款的感觉”。

产科调走的两个助产士分别去了消化科和五官科。调岗之后需要培训，相当于护理的轮转科室。孙子涵推测，是因为学历低的原因，“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搬。院领导说了，助产士就是个护理岗。”

孙子涵说，大家出去之前心理上接受不了，还是都想回来。一是原先的业务做熟练了，二是去了别的科室就得重新建立人际关系。

令她有些惊讶的是，调走的两个助产士都是“产科的中流砥柱”，年轻的90后，负责顶夜班。“去别的科适应也快，能赶紧给人家顶班，省得培训。”产科主任因为科室收入垫底，不好意思去找院里要人。

与孙子涵一样，王艳同样经历了科室合并的焦虑。她是安徽某三线城市三甲医院的产科医生，从入院轮转到主治医师，她拿到手的绩效和入职第一月持平。

今年三月，王艳科室的主任在早会时说，“极有可能将产科改成妇科病区”。医院早早公布了四月其他病区人员分组，却迟迟没有下发妇产科人员分组。

王艳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两篇“产科医生何去何从”的帖子，她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那妇科也不想要你，因为他觉得你啥也不会，你过去还要重新学一段时间。”

刚开始轮转选科，她和周围同事选择了产科，觉得代表新生和希望，自己能从中获得成就感。现在，同事在日常交流中会透露转行的想法。但是生育率下降、基层人口流出是趋势，护产相关行业下行，转行并不容易。

孙子涵当初选择助产专业，是觉得产科工作稳定。填志愿时，孙子涵本来想报普通的护理专业。干接生婆的奶奶觉得学助产好，相当于学了一门手艺，出来能找工作。

现在孙子涵所在产科的医护人员已经少到极致，一个人请病假，科室就转不动了。

“赔钱”的科室

“大家最不看好产科，因为不挣钱。”郑琳在产科门诊工作期间，身边同事陆续跳槽到上级医院或妇科等其他科室。

林远琴在广东东部某地级市的区妇幼保健院工作了20年。她认为产科风险大，有时产妇会出现危重情况，但与外科、内科的抢救手术相比，产科手术实际收入并不高。并且家属很难接受生产时出现意外，“大家觉得产科是个高高兴兴的地方，都想着一个人来，两个人回去。”一些无法理解的家属会来医院闹，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只能向家属赔钱。

产科源于接生手艺，在现代医学尚未形成之前，原始的产科便已成型。“接生”强调婴儿的出生，而“产科”则更关注分娩时母子安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2]。2015年后，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一直控制在20/10万以内，2022年，孕产妇死亡率为15.7/10万[3]。

产科发展正是为了保障妇女生育健康，但是收费标准却成为遗留的历史问题。段涛在“救救产科”的微博文章中指出，产科门诊和住院收费都很低，因为最早是按照乡下接生婆的标准定价。同时，运行成本高和风险大让开产科成为“不划算”的事情。

以浙江省基本医疗服务（2024）规定的省级统一价格为例，顺产价格为900元至1452元，剖宫产价格为1488元至3341元[4]。剖宫产作为产科的主要手术，是重要收入来源，但其实际收入并不可观。

王艳说，一台剖宫产产科收到的只有几百块钱。比如生产打麻醉花了三千元，但是和产科没有关系。而且剖宫产的手术率不能太高，一般情况下，王艳还是会鼓励产妇自然分娩。

产科对人员数量的需求却并不低。郑琳所在产科一般要两个医生、两个护士和两个助产士同时在岗，而其他科室只需要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

收费低但人力多让产科成为医院的“赔钱”科室，并逐渐走向边缘化。在王艳的印象里，产科没法引入先进技术，陷入止步不前的死循环。“领导看你们科年年赔钱，月月赔钱，能再给你拨钱干这个干那个吗？”

产科的系统性困境还来源于外部的考核制度，“国考”被段涛称为压死产科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考”是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简称，从2019年开始全面实行。根据《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2024版）》，国考评分由“医疗质量”“运营效率”“持续发展”“满意度”4个一级指标、“功能定位”等14个二级指标和“55+1”个三级指标组成[5]。其中，CMI指数（Customer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