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1日，在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某小区附近，一名外卖员疑似将汽油浇到自己身上之后点燃。他身后的配送站招牌上，蓝底白字写着“即时配送，美好生活”。
附近的商户发现这一情况之后，立即携带店内的灭火器冲上前去灭火施救。
从现场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身上燃烧着火焰，几名男子见状迅速跑来，使用灭火器帮他熄灭了燃烧的火焰。
附近商铺的一名救人者对记者表示：“我看见一个人全身都是火，我们马上携带灭火器去把火灭了。听说他使用了汽油，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随后，路人劝该名男子去医院接受治疗：“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等会120来了去医院看看身体。”
医护人员赶到后，该名男子却拒绝上救护车，并表示：“我连命都不要了，无所谓，我只想要回我的血汗钱！”
目前男子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据外卖员女儿描述，其父亲在饿了么送外卖。
事发后，父亲紧急送往泰州市人民医院抢救，确诊被烧成三度烧伤，呼吸道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到百分之八十。
根据女儿介绍，父亲的后期治疗费用非常高昂，目前至少需要百多万，后期还需要植皮。此事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认为，这名外卖员的做法非常不合理，即便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大不了找平台，或者是其他人解决一下，咨询一下律师也合情合理，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你想要血汗钱，也别用这种方式伤害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不要这样讨薪呀，太得不偿失了！”
直到身上“着火”后，刘进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灭火器！灭火器！”在一段目击者拍摄的现场视频里，有人注意到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被橙红色的火焰包裹，于是开始急促地招呼周围商户前来灭火。两人擎着灭火器冲上前去，对着刘进喷射干粉。10秒钟后，刘进身上的火被扑灭。
随着弥漫在空气中的淡黄色干粉逐渐消散，刘进的样子清晰起来——他趴在地上呻吟着，上身的衣服全部烧落，大片裸露的皮肤变得焦黑，手上还黏着烧焦的手套。
在另一段视频中，烧伤后的刘进竟还站了起来，背后是他工作的泰州市“饿了么”蜂鸟配送万达站点，配送站蓝底白字的招牌上，“即时配送，美好生活”的字样赫然在目。救护车来了，围观的人们劝他，“赶紧先去医院处理”，“命比钱重要啊”，刘进左右摇晃着手，重复道：“不去，不去”，“我命都不要了，无所谓了，我要我的血汗钱。”
一旁赶到的民警向刘进的承诺：“你先去医院，我们主动去医院找你（调查情况）。”在救护人员的引导下，刘进最后被送往6公里外的泰州市人民医院。
刘进的妹妹刘萍在上午11点接到了嫂子的电话。等她赶去医院见到刘进时，看到的是身上烧得“不成样子”的哥哥。刘萍问他：“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刘进告诉她：“我不想活了，我活够了，太累了。”
医院的诊断证明显示，刘进全身烧伤面积达80%，为深二度到三度烧伤。1月11日下午，为了防止咽喉水肿堵住呼吸道造成窒息，医生给刘进做了开喉手术。
图源：网络
1月15日，刘进进行了大面积清创手术，医生告诉刘萍，这是决定他是否能活下来的一次手术。当晚，深一度记者获知，刘进手术很顺利，之后， 他还得在重症监护室待两个月，后续还会进行大大小小20多次清创手术，整体治疗费用约为100万元。
刘萍说，医生已经给家属打好了“预防针”：刘进的一只手烧及神经，已经丧失知觉。即便人能从鬼门关拉回来，也会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日常生活、吃饭都需要别人帮助。
事后刘萍回想起来，她觉得，这绝对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自杀。汽油肯定是提前准备好的——刘进开的是电瓶车，日常生活中，他根本用不到汽油。一位认识刘进的外卖员孙越告诉深一度记者，出事前，刘进曾跟站点同事说过，要是拿不到单位欠发给他的约5000元薪水，他“命都不要了”。但没人把这句话当真，“谁能想得到会为了5000元自杀？”
图源：网络/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
一位认识刘进的外卖员孙越回忆，一年多以前，自己曾和刘进一块工作，那时刘进一个月的送单量在1200单上下，在站点骑手排名中基本每月都在前20%内。按6元一单的工钱计算，刘进一个月工资在六七千左右。骑手内部的软件能看到站点内的员工工作时间排名，在他的印象中，刘进总是很晚才下线，基本每天都会超过“饿了么”规定的9小时工作时长，达到12小时左右。
“整个家庭都靠他养活。”即便和刘进交流不多，同事们大多知道些他的家庭状况。去年，刘进曾因车祸休息了半个月，复工时孙越就听说刘进在跟同事借钱，“他基本上就属于‘月光族’，攒不下钱。他还不能出一点事儿，一出事就没钱了。”
5000元对刘进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月工资要是不准时到账，他家就没米下炊了。”刘萍感慨。刘进妻子患有肝病，只能做些零工，月收入1000多元。大女儿21岁，刚步入社会，还在当学徒，小女儿去年9月刚考上大学，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整个家庭的开销几乎都压在了刘进肩上。
刘萍计算，刘进每月要给小女儿1500元的生活费，再加上夫妻俩每月1000多元的房租和1500元左右的生活费，每月固定开支就有4000元。“再加上刘进妻子的药费和杂七杂八的开支，基本攒不了钱。”
今年刘进小女儿的学杂费还是亲戚们帮着凑的，出事前一个多月，老家的母亲又生病住院，刘进还跟同事借了2000元打给母亲。自焚发生前两天，刘进又跟刘萍借了2000元，还清了借同事的债务。刘进出事后，妻子赶到医院，去缴费时，卡里只有400元。
刘萍记得，出事前最后一次见到刘进，还是去年国庆节，亲戚们聚餐的时候。当时刘进的小女儿刚入学，席间，他有说有笑的，心情不错。“哥哥当时还说，孩子上大学后，自己得更努力地挣钱，我们也都表态，让他放宽心，全家人会一起努力供孩子上学的。”
12月25日，是刘进收到11月工资的日子。他在这天只收到了1000多元工资，与预期的6000多元差了约5000元。被扣的这5000元，是由于公司将刘进的行为认定为“急辞”——他们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中有条款规定，离职需提前一个月和公司打报告申请，如果突然辞职不干，则当月工资按配送费每单1.5元计算。
从刘进发现工资少了5000元，到他决定自焚，中间过去了18天。多位外卖员表示，为了讨薪，刘进找了好几次配送站的站长，也去配送点的承包商靖江市赢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跑公司”）总部找过老板。但没人能准确地还原在这18天里刘进经历了什么，即便是对妻子，他也只是泛泛地抱怨过几句“这个工钱太难要了，要了好几次都不给。”
在孙越看来，这或许与赢跑公司对外卖员的薪资调整有关。从去年11月起，赢跑公司以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为由，将外卖员工资从6元一单改为阶梯制，每月送单量总数在600-800单的每单收入为4.5元，800-900单为5.2元一单，900-1100单的5.5元一单，1100-1200单之间收入为5.8元一单，1200-1400单的为6元，1400单以上则为6.2元一单。另一位外卖员王江涛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薪资调整。
赢跑公司刚在去年9月份承包了泰州“饿了么”3个站点外卖运营。天眼查显示，赢跑公司总部位于泰州，在浙江和江苏的6个城市设有分公司。虽然刘进日常工作归属赢跑公司管理，但没有和公司签订合同。泰州海陵区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深一度，刘进又是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和好活（徐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承揽赢跑公司的“饿了么”配送业务。
阶梯制薪水实施后，在赢跑公司负责的3个站点中引发了外卖员的不满。在其中一个站点，11月就有5名骑手辞职。在孙越看来，公司的做法无非是想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让站点的数据更好看一些。但一个区域内的点单量并不会随着骑手的努力而增加，对于大多数月单量低于1200单的外卖员来说，这次调整意味着变相减薪。
刘进萌生了换家平台工作的想法，他在12月5日以有事回老家为由，请了1个月假，实际上他转去了美团人民公园站点工作。
即将进入春节，为了提高运力，当地美团的配送服务承包商开始发布对新员工的奖励措施。一位美团骑手告诉深一度记者，在刘进新去的人民公园站点，目前的奖励措施是新入职员工干满3个月，且绩效符合一定标准，就可以获得一万元奖励。
王江涛向深一度记者解释，“饿了么”对承包商也会有业绩考核，如果外卖员人数不够，导致配送服务的数据差了，达不到标准，就会被“饿了么”罚款，所以会在外卖旺季通过补贴新人的方式吸引外卖员。
刘进新工作的站点与原先工作的站点距离不足2公里，外卖员们送餐时会撞见，“刘进去美团工作的消息传到站长耳朵里，站长知道这样的情况心里肯定不愉快。”孙越说。
但他认为，就算把刘进算做“急辞”，公司的做法也存在问题。“要扣钱，按规定也只能扣12月的工资，怎么能扣11月的工资？”
没人知道刘进为何不走提前一个月申请的离职程序，孙越觉得，这或许是刘进临时起意跳槽后，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的方法。王江涛告诉记者，在当地，美团配送的单子比较多，配送时间更紧张。他猜测，刘进大概是想先去体验一下，看看自己能否适应新环境的工作强度。
为了在旺季拿新人补贴，或是追求更高的收入，外卖员在不同平台间来回跳槽是常有的事。王江涛表示，之前也有骑手请假一个月先去别处试用，但没人像刘进一样和站点闹得这么僵。在他看来，站点对骑手的态度是“看人下菜碟”，看人好欺负就多扣点钱。快到年关，站点不希望员工流失，给刘进扣钱算是“杀鸡骇猴”。“刘进就是太老实，要是圆滑点，事情也不至于搞成这样。”王江涛说。
目前，刘进意识清晰，在医院里等待清创手术，刘萍说，“饿了么”目前向家属承诺，会负责承担刘进前期手术的治疗费用。赢跑公司的法人代表居晓秦告诉深一度记者，在自焚事件发生之前，他对刘进讨薪一事并不知情，目前该纠纷已交由饿了么总部全权处理。
去年12月21日下午5点多，居住在北京的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已经送完33个订单。随后，当他赶到北京香江北路 28 号某餐饮店取餐，在送这第34个订单的途中，倒地身亡。
警方在接到报案后赶往现场，经过一番勘察和尸体检验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作出了调查结果，韩某的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而是猝死。
韩某的家属认为，韩某的健康并没有问题。去年2月，韩某夫妻刚来到北京谋生，为了侍养双亲以及抚养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韩某选择了一份"高工资"的职业——外卖骑手。韩某的妻子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韩某3月份做外卖员时专门办过健康证，符合标准，而且韩某的身体一直很好，平时也没有吃药。
然而，这份"高工资"的工作干了还不到一年，"健康没有问题"的韩某就猝死在了"工作"途中。
韩某的家属认为，韩某"工作时间干活的时候发生的意外，应该是工伤"，想要联系饿了么平台获得赔偿。但饿了么平台并不这么认为，明确表示，跟韩某没有任何关系，出于人道主义可以给家属2000元，其他的以保险公司的理赔为主。
一条鲜活的生命因为工作逝去，只能换来区区的2000块，这激起了广大网友的不满，这才有了后来的群起而攻之，倒逼的饿了么把补偿额度增加至60万。
而人们在群情激奋之余，也没有忘记探讨饿了么为何敢如此嚣张？
一番群策群力后，所有人都总结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外卖平台与骑手签订的协议，其实是一份“免责书”，骑手们一开始就掉进了坑里！
蜂鸟众包的协议中这样写道：“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与用户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就是，与骑手发生劳务关系的是商家和消费者，商家停工外卖，消费者提供配送费，饿了么做的只是中间商服务。
根据上述的这些因果关系，饿了么理所当然的稳坐钓鱼台，出了事情就能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根本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保险公司能赔多少？韩某生前曾花1.06 元投保一份旅行人身意外伤害险，韩某家属也做了申请，猝死只能赔3万元。
但有网友爆料称，就是这1元多的保险也有猫腻，平台强制外卖骑手买保险，不仅让外卖骑手"自掏腰包"，还要从中克扣。
平台会在"蓝骑士"每天开工后，首次接单时扣除3元服务费，且生成保单号，即完成当日保险购买。每日扣除的3元服务费立即进入当日账单，次日从余额中扣除。App温馨提示称，只要接单就会扣除保险费，如果当天接单后取消或者转单，且当天仅有此一单，也会扣除3元服务费。
这份保险保障责任包括65万元保额的意外伤害，30万元保额的履行法律责任、5万元保额的意外医疗，以及3万元保额的意外猝死。但每天的保费并非平台收取的3元，而是1.06元。若按照一年365天每天都收取3元"服务费"计算，平台可以收取1095元，除去386.9元用于购买保险外，平台还有708.1元收入囊中。
根据此前公开报道显示，饿了么有300万"蓝骑士"，据《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以此计算，仅从兼职骑手处收取的"服务费"差额，每年的进项约为11.9亿元。
在引发广泛质疑后，1月8日，饿了么对外回应称，本周内60万抚恤金将交给家属。
2020年9月8日，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揭示了外卖骑手的送餐困境。文章中提到，2016-2019年，美团与饿了么平台均在缩短配送时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已从最开始的1小时，缩短至后来的38分钟。
9月17日，央视新闻发布记录“外卖员送餐全过程”的视频，称一名骑手为尽快送餐在50分钟内违规6次。对此，骑手则表示，单子不违章就会超时，超时就要扣钱，干这行百分之一百都要闯红灯。 更有外卖骑手称，"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认为，外卖骑手的困局让人焦心不已，背后的本质还是行业竞争，效率更高，竞争力越强，吸引资本的能力也越强。
刘远举认为，算法看似新东西，但可能和一个严厉的包工头、一个苛刻的规章制度其实是一回事。算法要求的效率更高，但本质上还是一种资方对于劳方的要求。
当饿了么将多等五分钟的选择权交给用户时，引起了强烈地反弹，甚至连上海消协都站出来称，这是逻辑上的错位，平台的责任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然而，为什么平台不愿意承担这多出来的5分钟呢？刘远举向记者解释说，外卖行业有其特殊的规律，外卖送餐有高峰期，如果平台把每一个订单延长，以3分钟为例，那么在送餐高峰的两三个小时里，整体的订单量就会下降，平台需要尽可能地缩短这个时间来获取更多的订单。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平台的外卖订单是15分钟送达，另一个平台是20分钟送达，刘远举认为，这种配送时间还是会影响消费者体验，消费者还是会选快的。
“尤其是目前外卖平台处于一个很强的竞争中，如果本身骑手配送的博弈能力较低，那么在竞争过程中，另一个效率更高的则会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同时刺激出更多的消费需求，这就会影响博弈能力较低的平台的市场占有率。”刘远举说道。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在算法之下，容易出现“劣币驱逐”的现象——当配送员以逆行等极端方式获得较高的配送效率时，算法通过数据，为其多派送订单，而“循规蹈矩”的配送员，相较于这种配送效率越低，相应的订单获取量会越少。这更像是社会意义层面的“劣币驱逐良币”，而在算法中，效率高的就是“良币”。
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提出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关联企业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保障等事项，引导产业（行业、地方） 工会与行业协会或行业企业代表协商制定行业劳动定额标准、工时标准、奖惩办法等行业规范，这是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变。
以此次韩某伟的猝死为契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教授闻效仪提出了三点建议：
应当看到，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平台经济领域已经进入到寡头垄断的局面。外卖、驾乘、货运等平台经济领域，都只有一到两家平台企业，并通过垄断细分市场形成高额获利能力。
因此，平台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承担起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责任，履行好自身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要求，也是落实中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可行举措。
在这次的事件中，平台最初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给予死者家属2000元的抚慰费，不论从朴素的情感还是从配送员对平台的付出来讲，这都有失公平。而舆论压力之下，平台将此金额大幅提升到60万元，则不仅是对家属痛失亲人某种程度的抚慰，也是平台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但我们更希望这都是建立在制度保障基础之上。
一方面，平台企业下面依附着大量的劳务派遣公司，越来越多的平台企业正在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来进行劳动用工管理。对于这种事实清楚的劳动关系，应当加强监管，纳入到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另一方面，对于众包类型的平台就业者，积极探索和建立与其劳动方式相匹配的法律保障制度，尤其需要探索不与劳动关系认定挂钩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想见，如果一开始韩某伟就与相关平台签订了具有法律效益的权益协议，其家属在维权的时候也不会像后来那么被动。
此前，四川、浙江等地已经专门出台新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制度，以及探索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机制，这样的尝试，有关各方不妨加以借鉴。
平台用工大多实施的是计件薪酬，劳动者通过完成平台发包的任务、项目、里程来获取收入。而在这种模式之下，平台在决定劳动定额、工价标准方面拥有垄断话语权，劳动者并没有参与权。
这种单边决策的方式使得劳动者实际承受能力往往被忽视，这也成为当前平台与平台就业人群之间的主要矛盾焦点。
当务之急是需要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劳动权益事项由行业内代表性组织通过协商来制定，并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业规范和行业劳动标准化体系，在平台经济发展的灵活性以及劳动者的安全性方面取得平衡。
这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平台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形成源头预防和解决矛盾的机制，同时也将大大改变劳动关系中的单边主义，增进平台与劳动者之间互信，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推进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形成，实现法治到善治的突破。
《2020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出，2019年是我国共享经济深度调整的一年。 受到国际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种因素影响，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增速显著放缓，直接融资规模也大幅下降。2019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32828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直接融资额约714亿元，比上年下降52.1%。
共享经济在稳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整体就业形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共享经济领域就业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 平台员工数为623万，比上年增长4.2%； 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
共享经济在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促进消费方式转型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显现。2019年，出租车、餐饮、住宿等领域的共享经济新业态在行业中的占比分别达到37.1%、12.4%、7.3%，比2016年分别提高了20.5、7.8和3.8个百分点； 网约车、外卖餐饮、共享住宿、共享医疗在网民中的普及率分别达到47.4%、51.58%、9.7%、21%，比2016年分别提高了15.1、21.58、4.7和7个百分点。
如何保障“韩某”们的权益，愈发迫切。而上述三点，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破题的方向，希望可以为有关方面提供一种思路借鉴。
来源：《商学院》杂志（李晓光 王倩）、北青深一度（记者韩谦 实习记者李彤 王焕熔）、观察者网（卢思叶）、新京报（闻效仪）、搜狐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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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8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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